第28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任务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有权撤销或者变更。
这种悖论的出现意味着，在警察权控制问题上存在着功能上的异化，这反映出警察权控制结构上的失衡。于是，当国家面临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时，要求提升警察执法权威、服从警察命令的呼声也逐渐高涨，并在庆安火车站枪击案、王文军案中形成了社会舆论上的对立。
[55]如山东省公安厅下发的《山东省公安机关全面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实施意见》，其要求确保全面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到2020年实现基本建成法治公安的目标。为了避免无责漫谈溢出司法系统，在警察执法责任认定时，常常会出现一定的归责偏见。参见匡雪：《山东确定未来5年法治公安建设目标》，《人民公安报》2015年3月24日，第8版。这些顾左右而言他的话语弥漫在漫谈的时空中，不服务任何一个中心的意志宣扬或建构。而且由于缺少市场机制和私人利益的显性约束，公共组织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没有理由比私人组织少，反而有更大的生成空间。
一方面，警察个体需要遵守警政程序条规与裁断标准，否则就将受到司法审查的制裁。其逻辑如下： 联合执法主体→公安机关（警察强制处分的便利）→取证上的便利 联合执法主体→公安机关（警察行政/刑事立案权）→执法对象的配合 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参与联合执法，大多是出于其他行政机关执法之需要，这与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协助有着本质区别。但无论如何，在执行实施过程中，一旦发生诸如执行标的变更、执行对象发生变化或者案外人提出异议等情形的，执行人员应当立即中止执行活动，将有关事项提交执行法官负责裁决。
而所谓与政府法律顾问有关的法律事务，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为各级政府充当法律顾问的角色，为其依法行政起到保障作用。其次，看守所不应继续承担刑罚执行职能，任何被生效判处自由刑的罪犯，都应被转往监狱执行刑罚，接受专业化的教育矫正。其次，那些由法院负责执行的刑事处罚，包括死刑、罚金刑、没收财产刑，都应被转交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执行。(三）民事和行政执行体制的全面变革 早在2014年，司法改革决策者就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的改革设想，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改革方案却是在法院内部分别设置执行实施机构和执行裁判机构，实现所谓的内部审执分离。
这种侦查模式一方面容易使看守所内的狱侦活动发生失控现象，造成一些特情人员滥用调查权，发生事实上的威胁、引诱、欺骗甚至暴力取证等现象，甚至酿成冤假错案。而所谓政府法律事务，则是指由各级政府承担的法律法规编纂、国际司法协助、人民调解、基层政权司法行政事务等法律事项。
与此同时，作为公证员工作机构的公证处，尽管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但在公证事务的办理上越来越具有独立自主性，公证员协会在教育培训、权益维护、业务交流、纪律惩戒等方面，也越来越按照公证业务的规律进行管理。下面依次对这些基本原则作一分析。那种无视我国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情况，而只根据国外司法改革经验或者根据纯粹理性思辨所提炼出来的基本原则，是不具有生命力的。(七）在职司法官教育培训体系的统一构建 为确保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行政官员获得统一的教育培训，有必要组建统一的国家司法官学院，并在各省建立分院。
检察机关也应派员全程监督司法行政机关的财产性执行活动。未来可以考虑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放置在监狱内单独执行刑罚。(一)权力分离与制衡的原则 1982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司法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也在持续增加。1982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逐步获得对监狱、司法考试、司法鉴定、社区矫正等事务的管理权。
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专论栏目。最后，在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前提下，本文对司法行政体制改革提出几项宏观的改革思路。
目前，律师、公证和司法鉴定已经组建了相关的行业协会，未来的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甚至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司法社工领域，也应组建相应的法律援助协会、人民调解员协会以及司法社会工作者协会。有鉴于此，未来指导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权力分离与制衡的原则。
对于那些办学水平持续下降的高校，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公开进行警示。笔者将对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进行理论上的定位，将其确定为司法行政与政府法律事务的统一管理机关。这种由公安机关行使部分刑罚执行权的情况，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仍然造成刑事侦查权与刑罚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冲突。经过这种定期的、动态化的审查和评估，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对各高校法学教育水平可以设置卓越、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若干级别。自2014年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相继得到推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直到1982年5月，原来由司法部负责的法律起草和编纂工作，才被划归新成立的国务院法制局。
经验表明，由法院、检察院对这些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进行自行管理，有助于实现法院、检察院内部司法行政事务的专门化，有利于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有效管理，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所谓大司法行政模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缩影。
当然，这种对仲裁机构的管理，也应被纳入统一的法律服务体系。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信访管理职能，对于信访人员的息诉罢访、信访案件的公正处理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实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又如，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目前仍然在行使刑罚执行权和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权，造成事实上的审判权与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混乱。司法行政机关应负责仲裁机构的组建、仲裁员资格的授予、仲裁员名册的登录、仲裁员权益的维护和仲裁员的纪律惩戒等事项，但对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活动则不予干预，尊重其仲裁结论的独立形成。
具体来说，未来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判活动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实体性审判活动，也就是对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案件，为确定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的合法性问题所进行的所有审判活动。为确保司法行政机关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法务部门，降低政府法律事务的管理成本，促进司法行政事务与政府法律事务管理上的有机整合，有必要将政府下设的法制局（办公室）予以取消，将其职能全部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加以行使。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宏观构想 根据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结合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本文尝试对未来司法行政体制改革提出宏观的构想。二是保证公、检、法三机关职能中立性的原则。
这显然说明，对公民生命权的剥夺以及对个人财产权的剥夺，都存在法院自审自执的问题，既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又带来了审判权与执行权的相互冲突。1982年以来司法行政职能的适度扩张，既然贯彻了国家权力分离与制衡的原理，那么今后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要不要继续贯彻这一原则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培养的专业化和精英化原则 1982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在创建律师制度的基础上，推行了全国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可以考虑在监狱设置死刑执行部门和执行设施，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死刑裁判文书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监狱死刑执行官员应指挥法警执行死刑，检察机关可以派员临场监督。
在管理体制上，司法行政机关对这些法律服务业也从原来的行政控制向行业调控方向进行转变。具体而言，在对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业的管理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统一的行业调控制度。
不仅如此，所谓与国际司法协助有关的对外法律事务，则是指在与外国政府发生的国际司法协助领域，基于互惠原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或者根据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司法行政机关代表中央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各种相互间的司法协助工作。未来的国家司法官学院同时负责两项教育培训事务：一是对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士，安排为期两年的法律事务培训。有鉴于此，未来的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在培养专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此类管理事务纳入司法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中。从未来司法行政体职能发展的角度来看，究竟哪些职能应被纳入政府法律事务之中呢？在笔者看来，根据所要达到的法律目标的不同，政府法律事务应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与立法有关的法律事务，二是与政府法律顾问有关的法律事务，三是与国际司法协助有关的对外法律事务。
所谓与立法有关的法律事务，主要是指法律法规的起草和编纂事务，包括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起草，对行政法律法规草案的提交和修改，对各行政机关所提交的行政规章和部门规则的审核和修改，等等。但是，这种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当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保留了服务于本部门侦查活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只不过这些机构和人员被禁止从事面向社会提供鉴定服务的活动。
未来，在司法部和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之下，可以设置政府法制部门，专门负责法律的起草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编纂，并对其他行政部门起草的行政规章进行及时的审查核实。这种变化的基本轨迹是，行政控制的色彩逐渐减弱，行业指导的特征逐渐加强。
司法行政机关有必要推动统一法律服务体系的建立，并允许法律服务机构按照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原则从事法律服务活动，通过全面建立和完善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司法鉴定协会、法律援助协会、人民调解员协会、司法社会工作者协会等法律职业协会，对法律服务行业进行全新的管理。本文从全面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立场出发，对司法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作出初步的考察。
